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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确实是悲情英雄。
他的人生争议里,甲午海战的失败最重要,但甲午海战爆发前五年,因光绪帝老师翁同龢与李鸿章不和,已经停止拨发购置和改良的军费。
若非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盈利,贴补北洋舰队,只怕甲午海战连一战之力都没有,更不用说能够给与日本以军事威胁,所以甲午海战之败不在李鸿章。
朝鲜战场淮军也是接连败北,被后人称作李鸿章保全力量的撤退,但仔细思考,虽然官兵很多出身淮军,但军权是国家之本,掌握实权的是满清亲贵。
即便李鸿章有保全之心,却也无法真正调动朝鲜十余万驻军,那等同于谋逆,但输得如此惨,只能说,满清没能处理好与淮军各将领的关系,导致内部失和,面对日本进攻而惨败。
马关条约李鸿章谈判途中遇刺,李鸿章带着血继续谈判,为清王朝省下一亿两白银的赔偿,这极大的保留了中国的元气,他的牺牲精神值得敬佩。
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东南督府共同拥戴李鸿章为总统,但李鸿章思考再三,决定为百姓的未来,卑躬屈膝与联军谈判,最终在病榻上,将赔款减至最低。
李鸿章用他的付出,维系清王朝的稳定,于国有忠诚,为了不使江南独立,军阀内战威胁百姓,于民有恩。
所以,李鸿章是个响当当的英雄。
感谢题主盛情邀请,我是子由,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;
开宗明义的说,即使是专门研究、欣赏李鸿章的近代学者,也不敢否认一点,那就是,身为清朝廷大员的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个极其腐败的巨贪,如果说与沙皇俄国签订一项密约就受贿几十万白银,你还能说李鸿章是为了国事,负重前行吗?至于说他是什么悲情英雄,子由亦断然不敢苟同,这些事,咱们且一一道来。
做为曾国藩的门生之首,在镇压太平天国、捻军等活动中,李鸿章的势力逐渐成长起来。而从这一时期,直至清朝末期,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为,平定内乱,兴办洋务,挟北洋海军自重、外交斡旋这三项事物。
平定内乱一项在此不必赘言了,就兴办洋务来说,当时的督抚之臣,几乎都参加了这项运动中来,清同治二年,两江总督曾国藩建立铁厂,指令李鸿章筹集资金,派员远赴外洋购买设备。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由此进入洋务运动门槛。
至于说到北洋海军只一块,这才是李鸿章的王牌,而清政府倾通国18省之力,供养北洋海军,都不能达到北洋海军称心如意,加之有清一朝,根本没有海外扩张的能力和念头,搞起海军的架子之后,支撑困难,北洋海军舰船又都是由欧洲各国购置而来,耗费巨资,日甚一日,真成了清朝廷的一副钢铁镣铐,苦不堪言。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李鸿章竟然主张放弃新疆主权,撤回经略新疆的经费,用于海防。在琉球问题上,李鸿章更是主张完全不争,让与日本。
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坚持和据理力争,甚至亲力亲为,亲自率军远赴新疆,底定西北,事情就不敢想象了。
而下面这件事,就愈加能够说明一些问题;
在清末的中日纷争之中,清朝廷上下,都希望借重沙皇俄国的力量,扼制日本急不可耐吞噬中国的狼子野心,而俄国也确实起到了大的作用,两国关系绸缪之际,俄国提出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境内到达海参崴的要求。
这个要求最初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。
俄国人的要求被拒绝一个月后,即光绪二十二年五月,沙俄政府邀请李鸿章赴莫斯科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,在接待李鸿章的过程中,以国家元首礼节对待。
另外,先是财政大臣维特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密谈,最后,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秘密接见李鸿章。
据俄罗斯方面解密档案记载,沙俄方面以“借路”如顺利进行,将支付给李鸿章300万卢布为酬金,于是,李鸿章把俄方的提供的密约底稿一字未改,电传清朝廷,并催促批准。
这300万卢布中,李鸿章得到了100万,其它200万卢布则因为时过境迁,打了水漂,以至于维特清末经过上海之时,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还找上门去,讨要这200万卢布。
而在旅大租借地交涉过程中,李鸿章与张荫桓全部受贿,关于受贿金额,维特回忆是50万卢布,据经手人鲍里斯.罗曼诺夫回忆为“六十万九千一百二十卢布五十戈比”。后者数字是根据银行砝码计算得来,应予相信。
综上所述;清政府晚期,官员腐败严重,而李鸿章尤甚,所以,李鸿章不是什么负重前行的悲情英雄,这一点,毋庸置疑。
再次感谢题主邀请,披沙拣金,缩龙成寸,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,我是头条优质历史创作者子由,阅读诸君有不同见解请在留言处讨论交流。
李鸿章是不是所谓的“悲情英雄”不得而知,但是他既有开明的胸怀和并不僵化头脑,又有对清朝的耿耿忠心,倒是千真万确的。
在晚清那个国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的特殊时代里,由于清王朝的不思进取和统治阶层内部的因循守旧,导致了朝廷腐败丛生,国家的发展进程严重滞后,面临着即将被历史淘汰的必然结局!
(光绪皇帝——百日维新的主导者)
对此李鸿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,做为清王朝的卫道之士,李鸿章怎肯甘心坐视其因积弊日深、僵化守旧,而走向覆亡之路呢?因此他才会与曾国藩等开明官僚一起倡导洋务革新,试图用洋务运动的方式,给清王朝的衰老肌体注入新的活力,以便挽救这个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王朝,免于被历史淘汰。
然而在1900年以前,清王朝上层的守旧势力仍很强大,他们一心想要维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,绝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,自己的利益因为革新而遭受侵害。于是许多守旧官僚便与李鸿章打起了太极拳,处处于以掣肘、处处给于羁绊。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,所以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有所顾忌,因此便只能釆取居中制衡、有所妥协的方法,来调整开明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关系,以便稳定晚清的政治局面。
(晚清洋务派干将——李鸿章)
不过这样一来,可就给力主革新图强的李鸿章带来了困扰——他不仅要顾忌到慈禧太后这位大老板的顾虑,还要顾忌到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斗争,更要周旋于纷繁复杂的朝局之间。在内部有守旧派掣肘的压力,外部又要应对列强的贪婪欲望的复杂局面下,李中堂的日子过得是非常艰难的!而后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,集洋务运动数十年之大成的北洋水师,遭受了灭顶之灾,被新崛起的昔日蕞尔小国日本打了个稀巴烂!就此李鸿章为之辛苦了30余年的事业,便以破产的悲情下场而终结了!而一向被人非议的李鸿章,当然也就成了守旧派口诛笔伐的焦点,因此而被逐出了权力中枢!
其后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之后,李鸿章又被清政府任命为议和大臣,继续为慈禧太后当背锅侠,从而又与八国联军(实为十四国)签下了其人生中的,最后一份丧权辱国的“和约”,也因此李鸿章又多戴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,在此后不久李鸿章就去世了。
当深受列强刺激的慈禧太后,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新政时,其实己经错过了进行全面革新的时机!被动的新政已经不能起到挽救清朝覆亡的作用了,而那位为挽救清王朝奋斗了一生的李鸿章,己经看不到这些了!
(晚清的实际掌舵人——慈禧太后)
明朝实行海禁制度,禁止海上一切贸易往来,这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。有倭寇,自然就有抗倭英雄,戚继光、俞大猷这两位抗倭英雄稍熟悉明史的都知道,但提携重用这两位的胡宗宪却未能带着抗倭英雄的光环流传下来,被更多的后人知晓。
为什么会这样?
这是个很纠结的问题。
做大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在开明治世,一切还好说,做大事之人付出的代价多半是成事本身的那些个艰辛;而如果在奸人当道的庸世,想做大事就没那么简单了,成事本身的艰辛要付出,但光有这个远远不够,可能还需要付出与奸人为伍的污浊代价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做大事的机会。
运气好,个人生活有操守,为做大事与奸人为伍,那叫和光同尘,枭雄所为;运气不好,个人生活不检点,那就叫狼狈为奸,为人不齿。
很不幸,抗倭有功的胡宗宪属于后者。
从胡宗宪的仕途经历看,此人本质上属于能臣那一类。早年考中进士后,先在刑部观政学习,后到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当县令。
从当县令起,胡宗宪就显示了他治理地方的过人才干,尤其是对付地方强盗,一个因地制宜的安抚劝降之策,三下两下就把常年铲除不掉的地方强盗变成了为己所用的义军。
手段很灵活,一点不刻板。
在益都知县以及余姚知县任上干出成绩后,胡宗宪以御史巡按宣府、大同等边防重镇,整军纪,固边防,为大明的边疆稳定作出了不小贡献。
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四月,因十年政绩显著,明世宗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,其用意便是想用他去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。
胡宗宪也是志在必得,临行前他曾立下这样的誓言:”我这次任职,不擒获汪直、徐海,安定东南,誓不回京。“
到任后,胡宗宪毫不含糊,针对明朝官兵纪律松弛、软弱涣散的积弊,他以严明赏罚的手段,大力进行整顿。经过这一番努力,东南沿海官兵的军容、军纪迅速改观,士气也重新振作了起来。
但对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胡宗宪来说,一个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权利似乎是不够用的,毕竟这个官职离主政一方还有不小的距离。
恰在这时,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,以祭海神的名义,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。
赵文华这厮是明朝头号大奸臣严嵩的义子,为人奸诈骄横。他排挤陷害忠良,到江南后,浙江总督张经、浙江巡抚李天宠先后都栽在了他手里。
对胡宗宪来说,这是个需要做出选择的重要时刻。
是与奸人势不两立呢?还是和奸人同流合污呢?
选择前者,生死难料;选择后者,大权可期。
为了能成大事,实现自己的抱负,当然也有由此可富贵荣光的心理,最终胡宗宪选择了后者,开始极力奉承讨好赵文华。
同流合污带来的好处有时候来的很直接。在赵文华的大力举荐下,明世宗很快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又加直浙总督,总督浙江、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。
由此,他便成了手握江南、江北、浙江等省重兵,权力大过一般总督的东南实权人物。
拥有大权后,一方面胡宗宪身上很有些贪图荣华富贵的影子,个人没少搞钱,而且还十分纵容其子搞腐败;但在抗击倭寇、大展宏图这方面,他还是一点没松弛,依旧抱负满满。
他提拔重用了俞大猷、戚继光等一批名将,把颇负盛名的徐渭也招进自己幕府作了高参。
有这帮能人猛将辅助,不久,长期在东南沿海肆虐的汪直、徐海两大倭寇集团一举被胡宗宪荡平。
若没有后来的官场翻船,如此功绩足以让胡宗宪流芳后世。
只可惜,他终没逃过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残酷法则。
因为为官不检点,手握大权时,胡宗宪就屡遭弹劾。为保住官位,他用的还是老办法,紧抱严嵩大腿,通过赵文华多次重金贿赂过这位当朝第一奸臣。
严嵩不倒,他没事;严嵩一倒,他的麻烦就大了。
嘉靖四十一年,作恶多端的严嵩终于垮台。树倒猢狲散,胡宗宪不久就遭到猛烈弹劾。
按说一顶严党的帽子是足以压垮他的,所幸皇帝老儿念其抗倭有功,最终给他留了条活路,只罢官,不要命。
历史有时候很残酷,不仅在于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,还在于不还完不算完。
胡宗宪告老还乡,隐居乡野后,本以为能善终而老了。不曾想,一封昔日写给严嵩之子严世蕃的贿求密信被搜出,因密信中牵扯假拟圣旨的大罪,胡宗宪再无回旋的余地,终被投入大牢。
如此一来,彻底清算的时候就到了。
面对各种反复罗织的罪状,胡宗宪不愿被折磨而死,在1565年愤然自尽。
他之所以愤然,那是因为他自认是朝廷权争的牺牲品。
可话说回来,他落下的大小把柄实在也是太多了。
只要有人推,他根本站不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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